這應該不是藥物過量造成的反應。

　　麻醉科的醫生應周策的請求前來會診。經過一些簡單的刺激檢查之后，麻醉科的醫生們種族和眉頭給出了自己的會診意見，“這不是藥物過量導致的昏迷。”

　　其實光從劑量上，麻醉科的醫生們就能夠做出如此判斷。但人體總有這樣或者那樣的不同尋常之處，也許真的有些人狀態和普通人不大一樣——他們真的會因為兩毫升的地西泮注射液而出現藥物過量。

　　為了排除這一點，麻醉科的醫生們搬出了腦電圖分析儀對曹志全進行檢查。而檢查的結果則令充分的證實了麻醉科醫生們的判斷——曹志全的EEG（腦電圖）表現出了典型的三相波結構。

　　“我們不是神內，看EEG不如人家專業。”孫立恩趕到病房的時候，麻醉科的醫生正在對周策解釋自己的發現，“不過藥物過量可不會出現三相波——這玩意一般是代謝性腦病、阿爾茨海默癥、腦炎或者藥物中毒性腦病之類的病人才會出現。”

　　“三相波？”孫立恩和房間里的麻醉科醫生打了個招呼，又朝著看上去有些焦慮的周策點了點頭，這才接過EEG看了看。

　　對臨床醫生來說，腦電圖是個看起來很沒意思而且令人充滿困惑的圖形——這一大堆看上去沒什么規律且雜亂無章的波形圖不光患者看不懂，非相關科室的醫生一般也看不太懂。

　　孫立恩介于“看不太懂”和“懂的不是太多”之間。培訓老東西的時候，EEG是一種出現頻率很高的資料。所以連帶著孫立恩也看不過少。作為臨床上分析意識障礙患者的一項重要工具，他對此多少有些了解。

　　“波形沒問題，確實是三相波……”孫立恩看著這份EEG，在混亂繁雜甚至可以被成為“混沌”的圖形中找到了三相波的位置。波形挺典型的，不過還是得認真找才行。

　　“給他查肝功了么？”孫立恩也首先想到了代謝性腦病。而且，代謝性腦病也符合全腦皮層彌散加權成像高信號的癥狀提示。而代謝性腦病中，孫立恩個人最熟悉的就是肝性腦病。因此才有了這么一個提問。

　　“剛剛下的醫囑，護士還沒來抽血。”周策搖頭補充道，“我還同時下了腎功能和血糖的檢查……如果是代謝性腦病的話，這些也得一起看看。”

　　周策的考慮是老成持重之舉，孫立恩自然也不會反對。他在點頭的同時，重新開始觀察起了曹志全的狀態欄——剛入院的時候，曹志全的狀態和現在的裝填肯定會有巨大差別。如果能通過前后兩次狀態欄的差別找到導致變化的原因，也許對診斷能有些幫助。

　　“曹志全，男，44歲。全腦皮層彌散加權成像高信號（）、亞急性癡呆（）、陣發性肌肉痙攣（）、無動性緘默（）”

　　果然，狀態欄提示了新的動作。但是孫立恩并沒有從中得到什么太有價值的情報——他畢竟不是神內醫生。無動性緘默當然是個重要提示，這個提示至少能讓孫立恩確定曹志全的昏迷狀態確實和地西泮的關系不大。

　　但這個狀態……和他現在的癥狀有什么關系？和他的全腦病變、亞急性癡呆、陣發性肌肉痙攣又有什么共性？

　　孫立恩覺得自己有些頭疼，這種疼發——是用腦過度時的那種典型感覺。

　　從樂觀一點的角度上來看，至少無動性緘默能幫助診斷組少走一點彎路。曹志全肯定沒有什么代謝性腦病。無動性緘默一般出現在腦干上部網狀激活系統和前額葉-邊緣系統損害的患者身上。一般會由原發性腦瘤、松果體瘤、轉移瘤和腦底血管病等原因引發。相對來說，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癥狀。

　　孫立恩走到曹志全的身邊，開始嘗試著把他叫醒“曹先生，曹先生？”

　　這種嘗試效果不太好。曹志全的眼皮輕微動彈了一下，但是依舊閉著眼睛。

　　無動性緘默又被稱為“醒狀昏迷”“睡眠過度癥”，這種狀態下的患者基本會表現為意識水平低下、對刺激有反射性四肢運動，但缺乏隨意運動、自言自語和情緒反應。有些患者可能有自發性的睜眼、注視甚至追視動作。

　　既然對聲音刺激的反應不大……那就試試看觸覺吧。

　　孫立恩學著當初周軍的樣子，用大拇指壓住了曹志全的兩側眶上切跡，稍微一用力，曹志全果然皺起了眉頭，而且還動了動雙手雙腳。

　　“對疼痛有反射，昏迷的程度不是很深。”孫立恩對一旁的周策說道，“這看起來有點像是無動性緘默。”

　　周策對神經內科的內容也不是很懂，他想了想提議道，“我還是請一下神內會診吧。這個病人的情況有點超出我的能力范圍了。”

　　這個患者的情況何止是超出了周策的能力范圍，就連孫立恩自己都有點搞不定。畢竟曹志全是做過頭顱MRI的。除了腦萎縮和全腦皮層彌散加權成像高信號以外沒有其他癥狀，檢查結果并不支持相應的腦底血管病變和實體腦瘤。

　　事情到了這一步，孫立恩也覺得有點難辦。如果單純是為了解決一個謎題，那倒是還有很多可以用的辦法。但曹志全并不只是一個“謎題”，他還是一個人，一個父親，一個丈夫。

　　如果只是一只小白鼠，那為了解決問題，研究人員們甚至完全可以考慮對小白鼠進行解剖，再把腦組織提取出來研碎做物質分析，又或者切片進行觀察。反正只是一只小白鼠而已——在解決問題的需求面前，處死一只實驗動物并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事情。

　　但曹志全不行。

　　就算是腦組織取樣進行活檢，也必然會對大腦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傷。而且損傷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水平再高超的神經外科醫生，也不能保證自己所提取出的腦組織不會影響大腦的正常功能。更不能保證提取出的腦組織正好可以成為確診患者的最后一塊拼圖。

　　冒著讓一個家庭頂梁柱徹底或者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風險，去解決謎題？除非這個謎題關系到患者生命，否則孫立恩絕對不會這么干。

　　當一個醫生，這種程度的人道主義原則是必須要有的。

　　“請神內會診吧……先給他上溴隱亭和美多巴。”孫立恩考慮再三，決定還是先按照標準流程進行治療。聯合應用溴隱亭和美多巴是針對重度顱腦損傷，從而表現出無動性緘默患者的成熟療法。需要指出的是，盡管這是現在的主要治療方案，但有效率依舊不盡如人意。這種聯合治療方案的總有效率大約在60%左右，能夠恢復意識和生活自理程度的患者一般僅有25%。

　　對于顱腦損傷的患者而言，最寶貴的永遠是治療的時間。治療越早展開，恢復的效果一般也會越好。

　　孫立恩看著躺在病床上的曹志全，心情有些沉重。

　　但愿他還能站起來，擁抱自己的生活和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