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孫立恩從一開始每隔三十秒就看一次患者生命體征，到每隔五分鐘看一次，再到半小時看一次。頻率逐漸下降，精神逐漸萎靡。

　　沒辦法，這個感覺實在是太累人了。雖然還有一股子狠勁在支撐著他繼續關注患者的生命體征變化，但他確實感覺有點堅持不住了。

　　時間已經到了28日凌晨四點，這個時間段是人們一天之中最困的時候。其他醫生們有些扛不住的，就這么穿著防護服在辦公室的椅子上睡著了。而孫立恩決定再挺一挺看看——呼吸不通暢的時候睡覺，一覺睡醒不光不會覺著神清氣爽，甚至還可能會更累更困。

　　當然，對絕大多數醫生們來說，實在扛不住了睡覺倒也沒什么問題，反正天塌下來也有科主任頂著。孫立恩自己也鼓勵其他醫生護士們趕緊休息——雖然他們對于治療方案的調整或者研究幫不上什么大忙，但平常照顧患者、執行治療方案、記錄患者對治療的反應等等繁復而不可或缺的工作都是由他們一手操辦的。

　　從各種角度上來說，他們都很辛苦——甚至比孫立恩更辛苦。

　　呂主任和李教授兩個人由于上了年紀，一般會在外面的黃區值班室坐診。他們憑著外面的監控和生命監護儀數據，通過對講機遙控指揮著紅區里的同事們展開救治工作。而孫立恩……一方面因為年輕身體好，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狀態欄的工作要求，所以他是唯一一個一直泡在紅區里的三線醫生。

　　直接進入一線現場總是有好處的。比如……現在正在進行的支氣管鏡沖洗，孫立恩就從中看到了一些奇怪的東西。

　　一般來說，支氣管鏡沖洗出來的，主要是些非常粘稠的痰液或者血塊。但是……從潘大姐的支氣管里沖出來的……這東西看著可有些滲人。

　　觀看支氣管鏡沖洗的醫生們看著洗出來的東西，發出了一聲驚呼。

　　這是一塊壞死組織和痰液以及血塊的混合物。它的性質并不怎么稀奇，但稀奇的是這塊“痰栓”的形狀。

　　“這里是外基底段支氣管，上面這一點應該是連接的左肺下葉……”幾個醫生辨認了半天，然后從這塊“樹枝”狀的痰栓的形狀上認出了它們的來源。

　　這是一塊來自于左下肺的痰栓。這些混合了大量炎癥細胞和壞死脫落的黏膜上皮細胞的痰液幾乎成為了固體，并且順著支氣管的形狀快速“生長”蔓延，并且最后形成了阻塞支氣管的“栓子”。

　　“痰栓一般是細菌性感染或者慢性氣管炎的時候才有的吧？”孫立恩有些猶豫了，他再三確定了潘大姐的狀態欄，但這一大堆狀態里并沒有什么細菌性感染的提示。潘大姐的血象指標和其他狀態也不支持細菌性或者真菌性感染的假設。

　　“大量炎癥細胞核破壞所產生的DNA一樣能夠增大痰液的濃稠度。”執行支氣管鏡沖洗的呼吸內科醫生收拾好了東西，對孫立恩說道，“這些患者上著呼吸機，確實也缺乏排痰能力。”

　　“也就是說，應該再加一點化痰藥物？”孫立恩皺著眉頭琢磨了一會，然后沮喪的發現自己的這點呼吸內科知識根本不夠用，“但患者現在用著機械通氣，就算痰液稀釋了，還是咳不出來。”

　　“得常規吸痰。而且還得一直有人盯著，狀態一不對就馬上吸痰。”呼吸內科的醫生想了想說道，“這種說不好得一天吸多少次，但我看這個狀況……一天十次八次的都不算多。”

　　這個話說的孫立恩有些發毛，吸痰可是高危操作。在執行吸痰過程中很可能有大量的含病毒氣溶膠污染空氣，直接朝著操作吸痰的醫生面部直撲而來。因此，醫生們需要采取的防護手段得和執行氣管插管時一樣——使用正壓面罩，對自己進行防護。而這樣的工作，不光需要醫生自己來操作，還需要護士和其他醫生的配合，最少要有兩到三人組成一個小組，才能比較穩妥的對患者進行治療。

　　也就是說，如果開始常規進行吸痰甚至支氣管內鏡取出痰栓，那就每天至少要消耗八到十二個正壓面罩。

　　這個消耗，對于正在使用工業防護服的北五區而言難以承受。他們每天配發下來的正壓呼吸面罩一共就三個——每個班能分到一個面罩。

　　正壓呼吸面罩留置在紅區內，定時對面罩消毒并且佩戴時醫護人員繼續佩戴原有的N95口罩或許可行。但更穩妥的辦法自然是想辦法讓其他患者主動排痰，減少痰液形成痰栓的概率。從而徹底降低醫生們需要主動進行吸痰操作的頻率。

　　具體的方案實施仍然需要一些時間來形成。孫立恩自己并不是搞呼吸內科或者重癥的好手，這方面的規范還是得請李教授和呂主任一起碰一碰才能放心。

　　不過，吸痰和取出痰栓對于患者的好處是立竿見影的。在取出痰栓后，潘大姐的血氧飽和度迅速上升了5%，目前已經穩定到了97%左右。

　　給潘大姐也用了400mg的托珠單抗后，孫立恩等人撤出了ICU病房。這里躺著的都是使用了機械通氣的重癥患者，病房里的傳播風險要比其他病房高的多。在這里設置遠程監護的目的也在于此——這樣的配置能夠讓醫生護士們盡量減少進入病房次數。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這200毫升的康復血漿給誰用。

　　平心而論，不管在疫情的哪個階段，康復者血漿一定都是最寶貴的資源沒有之一。疫情早期，要獲得足夠的血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而疫情中后期，想要獲得足夠治療大量患者的血清依舊是非常困難的任務——這一次的新型冠狀病毒似乎對中老年人情有獨鐘。而這些中老年人患者中，就算大量患者被治愈，最后也采不到多少合用的血清。

　　在研究制造出的人工單抗出現并且可以廣泛應用之前，康復者血清可能是最好用的“特效藥”。

　　而這種最好用的、極難獲得的特效藥應該給誰用，孫立恩心里有些糾結。

　　如果是以一個普通醫生的思維方式，這種藥物無疑應該給病情最重的重病人使用。他們最需要這種特效藥。

　　而北五區里，現在最重的病人就是沈老爺子。他接上ECMO已經第二天了，目前生命體征雖然還可以，但幾次檢查其他指標都不太理想。現在已經為他使用上了托珠單抗、CRRT和丙球蛋白的三聯療法。但具體效果如何還要等等看情況。

　　而沈老爺子就算康復出院了……他也不可能成為康復血漿的捐贈者。

　　如果把這份血漿輸給其他病人呢？孫立恩也不是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但如果以“患者康復之后可以捐贈血漿”為出發點考慮，能夠適用康復血漿的就只有11床的錢大哥。

　　他接受了三聯治療之后，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照指標。而孫立恩個人覺得，潘大哥就算不用血漿，健康康復的機會也是整個北五區里最高的。

　　到底為誰用康復者血漿，這成了現在孫立恩最頭疼的問題。

　　做一個純粹的醫生，還是站在更高的層面上，以大局為重。這種沖突讓孫立恩感覺自己的頭疼的都快裂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