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父的話，讓我想到了王陽明的致良知，一切還是取決于心。

但這顆心要怎么把握，只能在日常生活中靠自已去慢慢體悟。

這一年，中國工人在新加坡干了一件轟動國際的大事兒。

新加坡交通公司的100多名中國司機，在同一天請病假，導致新加坡不少地區的公交線路癱瘓。

起因是他們對工資的加薪幅度不滿。

新加坡的乘客，除了講華語，也有人會用到英語，可能還會摻雜馬來語和印尼語。

這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人來說，就是日常用語。

但中國司機英語一般，馬來語和印尼語基本不會，再加上對新加坡路線不熟悉，而新加坡的乘車費用又與距離有關。

中國司機有時可能會因為給乘客算錯車費或語言溝通不到位，導致乘客的滿意度偏低。

所以，同樣都是做司機的工作，中國司機的底薪，比新加坡人和馬來西亞人的低。

后期的加薪幅度，也比他們小。

罷工事件的導火索就是，在新一輪的加薪通知中，馬來籍司機加薪275新幣外加年終獎，而中國司機只加薪了75新幣。

這是否構成國籍歧視，我們不好評判。

我們中介的工作內容，只能保證工人的工作內容和薪水與面試時一致，到點兒發工資。

至于其他額外的，比如加班費有多少，獎金有多少，加薪幅度有多大等等，都要看公司安排，中介干涉不了。

司機對同工不同酬不滿意，要求與馬來西亞籍司機同樣的加薪幅度。

被拒絕后，他們便消極怠工，暗戳戳的商量大家一起請病假。

最終因影響到了公共交通，被定義為非法罷工，5人被判刑，20多人被遣送回國。

哪怕同工同酬的要求合理，通過罷工的手段也很難達到目的。

萬一其他行業也都有樣學樣，那新加坡就亂了，畢竟有一百多萬外籍勞工。

何況，新加坡之所以請外籍勞工，就是為了節約勞動力成本，同工同酬很難實現。

所以一頓折騰，最終也沒能爭取到與馬來西亞籍司機同等的待遇。

但是這件事情對我的觸動很大。

干一樣的活兒，應不應該拿一樣的薪水？

如果不應該拿一樣的薪水，那對工人不公平。

如果應該拿一樣的薪水，那對雇主不公平。

雇主請外勞的起因，就是因為便宜。

工人入境新加坡之前，就已經談好了薪水。就算合約期內不加薪，也是合理合法的按合同辦事兒。

加薪了，反而被要求更高的加薪幅度，算不算得寸進尺？

但站在工人的角度，沒出國之前，只要比在國內賺的多就挺滿意。

到了新加坡之后，看到其他司機干一樣的活兒，賺的錢卻不一樣，那應不應該抗議？

我的慈悲心又開始泛濫了。

我覺得誰都對，誰都有道理，誰都很委屈。

這件事情，只有中介完全撇除在外。

我們面試的時候，有簽訂三方合約。

加薪不加薪，與我們無關。

似乎勞資雙方都很可憐，就中介拿著合同隔岸觀火，置身事外。

這個行業似乎不太厚道，憑什么大家全都可憐兮兮的，就我們獨享太平？

這樣不慈悲。

我想換個行業了。

而且，我還打算買房子呢，得好好合計合計賺錢的事兒了。

丘書妍是個簡單快樂的人，怎么換行業，她都無所謂。

我們倆商量著轉去哪個方向。

琪兒之前做的貿易，利潤空間不大，我們做不了。

在錢的方面，我是粗粗拉拉的。

一般的利潤空間，很容易就被我搞賠了。

我要找一個既能幫助到別人，還有足夠的利潤空間的方向。

丘書妍說：“中國是全世界的加工廠，總能找到合適的貨吧？

琪兒給客戶供貨，做的是批發，那個利潤空間不大。

如果我們做零售，是不是空間就大了？”

“理論上是對的。

那我們賣什么呢？”我問。

丘書妍想了一下，道：“樓下市場，我看她們賣小飾品的銷量不錯。

三塊五塊錢一對兒，搬著也不重。

要不咱倆去擺攤，賣飾品吧？”

我的性格呆板嘴巴又笨，從來沒有試過去擺攤的事兒。

想想就覺得有趣。

我上網查了一下國內的飾品批發價，一塊兩塊人民幣。

這種普通貨品的郵寄費很便宜，平攤到每一件物品上，可以忽略不計。

反正成本是人民幣，銷售額是新幣，光匯率差就有5倍，利潤空間足夠大。

別人賣五塊，我們就賣三塊，別人賣三塊，我們就賣1塊。

這樣，即使我們的利潤空間有500%，我們的顧客也是受益方。

說干就干，我們風風火火的定了各式各樣的小耳墜、衣服鏈等飾品就寄了過去。

然后又買了擺攤的架子板子等物品，熱情飽滿的就準備去練攤兒了。

哪怕在紙上的利潤算的嘩嘩的，我們在實踐上也很謹慎。

在摸索新方向的時候，我們是利用閑暇時間在做的。

就算打算轉行，新路沒踩平之前，我們并沒有放棄原來的公司。

我們平時就很閑，時間還是有的。

但是很多事情，想是一回事兒，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兒。

干了才知道，我高估自已了。

沒想到利潤空間那么大的事兒，都能被我們給搞賠了。

第一天擺攤，又是抬桌子又是擺貨品，我跟丘書妍熱了一頭汗。

擺攤的地方是沒有空調的，沒待多久，我倆就熱的想回家了。

一拍即合，我們又笨咔咔的開始收攤。

好消息是，雖然擺的時間很短，倒是也出業績了。

壞消息是，賣的那點兒錢，還不夠車油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