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大老爺話，下吏并未緊張...并未...”

　　“噢？好吧，繼續說吧。”

　　李斌眼神微微一閃，并未過多糾纏。

　　“是！回大老爺，下吏與禮房陳書辦協商，宛平備嘉靖二年八月縣試策：”

　　“大老爺任主考、縣學教諭、訓導任閱卷。考場設縣衙本堂、縣學明倫堂兩處。知縣主考堂號立親民堂、縣丞次考堂號立明倫堂。另調快班甲、乙；皂班甲，并民壯三百，往來巡視考場、考棚。”

　　“民壯值考場院外，快班巡視院內，皂班往來堂號、考棚，收發文卷。考試日，戒石坊兩側六房，臨改考棚考舍，六房暫退至典吏廊公辦。臨退吏舍，租大市街常客來旅店暫住。前院寅賓館、膳館，亦臨充考舍。”

　　“今，戶、禮二房，共備試紙三千余，待交工房印染。號簽（座位號）550號，另備名冊六百欄。考籃等物，已齊備。”

　　“考生飲水、如廁、飯食，可備？另有筆墨紙硯，為防夾帶舞弊，本官意：統一由我衙購置，集中配備。”

　　縣試工作，對明代地方政府而言，重要性不亞于后世的中考。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氛圍中，縣試能不能辦好，直接影響當地士林對主政官的觀感不說。更是在制度上，成了地方官員考核的重要指標。

　　是以，無論是出于想獲“上上”之評的私心；還是出于復現明代“高考”似的社會盛況，甚至看能不能借機來催發一波“科舉經濟”的公心。

　　李斌對縣試籌備一事，都格外上心。

　　“飲水已備桶50口，有捕快巡場供應；如廁，亦備夜壺五十，并有糞夫于場外聽候，務必不使夜壺滿溢。”

　　“然，飯食筆墨等。循常例，皆由考生自備。若由我衙籌備，恐所費甚甚。”

　　“不必擔心這些花銷。諸生應考不易，我宛平能多做些，諸生便輕省些。少些勞頓，便多些時間專心備考。”

　　“兼毫筆，以京師市價單支不超120文，每場備筆一支，余二十支庫存備換；松煙墨，每錠不超65文，每場備墨一錠，余二十錠備換；硯，取端硯、歙硯即可，每硯不超500文。”

　　“本官大致算了一下，耗費所增，不過380兩余。便是再增午食一道，為免湯汁濺射，污損試卷，以每人肉餅兩張計，五日供餅5500張。餅以十文每張，總計不過55兩。”

　　李斌話說得輕巧，卻是聽得一眾書吏直感牙根發酸。

　　什么叫不過增加435兩？

　　算上原本縣試籌備時，需要準備給衙役、教諭、訓導們的工食費（類似監考補貼）；祭拜孔廟的祭禮費；考場整備費等等約200兩。

　　一個縣試的成本，直接被李斌拉到了驚人的635兩。

　　要知道，便是原本200兩的預算，那都是看在宛平今年“發財了”的份上，才做的高額預算。

　　正常情況下，便是宛平、大興這種京縣，一場縣試辦下來的綜合花費決計不會超過160兩。

　　就是一百六十兩，都是許多縣衙，無力負擔的壓力。以至于很多時候，當地知縣都不得不找鄉紳們納捐，才能湊夠考試經費。

　　可還是那句話，如今正值李斌勢大。便是宛平書吏們都覺得，李斌花錢太過，卻也不好、更不敢直說。

　　在略感無語的同時，洪明誠只能點頭應是，并問起執行細節：“敢問大老爺，這筆墨采備，可指定商號？”

　　“擬公告，貼于縣衙門前。言：今為備宛平縣試，本衙欲撥銀380兩，購得筆墨570套。欲承本標者，請備樣品一二，五日內到宛平戶房留資登記。”

　　“五日后，召所有登記商號匯于親民堂，公開選品。結合其貨品質量、價格、商號信譽，綜合考量，當庭選出承標商，當庭給付定銀一半，余者貨結銀清。”

　　“硯、餅供應一事，同上辦理，毋得疏漏。”

　　“是，吾等回去就辦。”

　　洪明誠應聲退回班序，同時在內心里琢磨著李斌這套新玩法的用意...

　　本來吧，李斌提高縣試籌備時的花銷，洪明誠還在猜測，這是不是李斌“因公肥私”的一種手段。

　　可當這“招標”玩法，被李斌弄出來后。尚且還沒想到諸如“陪標”、“圍標”等操作的洪明誠，瞬間被其表面上展示出來的公平公正性所吸引。

　　單看表面，召集各家商號齊聚競價，必然是利好縣衙的。為了拿下生意，商號們互相競爭、廝殺，縣衙輕松就能拿到各家商號的底價，用以購入所需。

　　然而，這對縣衙來說是利好，對李斌這個知縣，卻好似沒什么好處。

　　那么，李斌這么做，又是圖什么呢？

　　答：圖名、圖利、圖人情！

　　在繼續就縣試一事的具體規則，如考生考場分配、進場順序、檢查流程等細節溝通好后。

　　結束庭參，李斌回到公房開始提筆寫起彈劾建昌候張延齡的奏疏。

　　李斌沒有忘記孫銘的事。

　　身為一縣父母，李斌的樸素道德要求他必須替孫銘出頭；建昌侯敢在自己縣衙門前擄人的舉動，亦是激發了李斌作為湖廣人，骨子里特有的“匪氣”。

　　彈劾，是一定要彈劾的。

　　但以自己這小小的六品知縣身份，去彈劾建昌候，李斌不得不做幾手打算。

　　借科舉縣試的滿城關注，輔以供應商招標、高標準提供應試所需，來博得民商兩屆的關注與議論，便是造勢。

　　先讓京師中人的目光，聚焦到自己這個宛平知縣的身上。以輿論關注自保的同時，亦能增加自己彈劾建昌侯時的聲浪。

　　同時，這么操作，亦能滿足自己，想要試著搞搞“科舉經濟”的心思，可謂一舉兩得。

　　而這最后所圖的“人情”，便是李斌私下進行的利益交換。

　　在舉目皆生人的縣衙里，想要抓出那個內通建昌候的“鬼”，李斌是不敢用縣衙的人執行這一任務的。

　　而縣衙之外，李斌能調動的人手又不夠。那就只能，通過利益交換，來雇人幫助自己。